我们经历过批评作为主宰的时代。那时候批评家成了“天堂之门”的守门神，像哼哈二将之类，手持狼牙棒或“双面剑”，对每一个想跨进文学圣殿的苦行者发放通行证或判决书。批评家或者由一部作品的批评而飞黄腾达、青云直上，如当年批判《海瑞罢官》、批判《黑八论》者流；或者由一部批评而身罹万劫，惨遭地狱之苦，如“发扬主观战斗精神”者胡风之属。这种批评亦可简称作棍棒批评，刀笔批评或帽子批评。其流风余韵、刀光剑影至今不息。可叹的是，这类批评真是双刃剑，判得他人鲜血淋漓，也使自己遍体伤痕，如周扬。
当今的批评要想像当年那样“指点江山”、“主天地之沉浮”已颇不容易了。批评早已失去了当年“登高一呼，应者云集”的辉煌。
最盛行的恐怕是包装：批评作为包装，新职业、新行当。作为整个商业操作的一部分，作为企业策划的一部分，成了纯粹的市场行为。批评家应邀出席作品讨论会、新闻发布会，都是某部产品整个广告运作的一部分。而批评成了一种职业。作为一种职业，它有成本，有标价，它可以成批生产，也可以批量复制。它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。作为职业，它还可以照单制作，将顾客视为上帝。在这里，批评家已成为市场时代的“经济人”（Homoeconomicus），批评成了市场时代可以公平交易的商品。在我们这个消费的时代，消费成了今日一切社会归类的基础，人们不仅消费鸡块、可口可乐，更要消费广告、消费类像、消费虚荣、消费欲望，特别是也消费语言和符号，也消费批评。
在前几年争“后”恐“先”的热流中，最时髦也最后现代的批评是：批评就是批评本身，批评就是一种创造，批评成了写小说、散文、诗一样的创作体式。在那里，批评的对象如作者作品倒似乎显得并不十分重要，重要的是批评家借用作品说出了“我”所想说的话。像美国的保罗·德·曼，他创造了一种供人们进行“修辞性阅读”的东西，这种东西自我解构又自我激发，自我抵制而又因抵制而兴盛。他真赢得了一批颇为狂热的支持者，掀起过一场阅读批评的时兴浪潮，颇像我国这几年的“文化散文潮”或“私小说”之类。把批评当成作品来创作，在今日西方是作为一种独创的，可在中国，上千年来的批评似乎一直在追求此种境界，像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司空图的《诗品》，批评家也评价，也判断，也品评，也臧否，但批评本身的价值始终不失，读批评本身即欣赏即悦目即感悟即体验。不过这一类比恐又犯了中国人阿Q式的大忌：“我们祖上也阔过”。时移世易，情况大不相同了，倒是90年代中国文坛的“后主”们与德·曼们更“灵犀相通”：“英雄所见略同”或“臭味相投”。但也有人站出来批评后批评家们为“伪后批评”，专事“摩西”（“摹西”）及其“十诫”的工作。而此正典型的后现代、后批评中之“后现象”。寻常燕子，百姓家语。
最缺的批评一直是文本批评。即那种形式的、传义的、结构的、言语分析的，哪怕是韵律的、节奏的、句式的、修辞的批评。总希望有人做点真正的“内在批评”，总也少见。也许中国人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明道”的太久了，也许中国人脑子里压根没那股“弦”，也许有高手隐忍不出，不屑为之或天机不愿泄漏？天地大了，赤县九州，保不住哪天就冒出个“武林高手”。
英雄可待。
 |
